念叨萧乾先生

由于古旧书业的姻缘，我与著名记者、作家萧乾先生成为忘年之交。平淡而真诚的往来，使我深切地感受到老先生对文化、对晚辈的古道热肠。先生辞世一个多月了，我的念叨就算是对先生持续不已的一份怀念吧！

1992年的一天下午，中国书店的师傅为萧乾先生寻觅到几部他本人的早期著作，于是我有幸借送书之机第一次来到木樨地路北楼宇中那间拥挤的书房，于是萧先生那张灿烂而稍带一丝戏谑神情的笑脸就永远印刻在我的脑海里。

老先生见面后便解嘲般自称成了大熊猫，被重点保护，不仅书店，去哪儿的自由也没有了。但那言语中并无多少沮丧，眉宇间倒是散发着一种年轻人才有的跳动的气息。当然令我惊叹不已、为“大记者”风范所折服的是后面的经历。那天在闲聊中我谈及曾经创造过历史辉煌的古旧书业在中国陷入由萎缩走向消亡的窘境，萧先生当时边听边十分随意地用支铅笔在一沓稿纸上划拉着。然而就在第二天上午，先生打来电话，让我派人去取文稿，订正事实与提法后送到《望》杂志社。那是一篇洋洋洒洒数千言，脉络清晰、叙事说理极富感染力的美文。标题赫然：“救救古旧书业”。该文率先发表在《望》，后经萧先生联系又全文或部分被港台报刊所用，为推动全社会来关心帮助作为文化服务业的古旧书业发挥了独特作用。

大约是1994年初，萧先生兴冲冲地告诉我：“今天专程去参加全国政协会，把呼吁政府关心古旧书业的提案送去后就回来了。”我听了非常感动。因为老年疾病的困扰，萧先生担心会给他人造成麻烦，几乎推掉了一切社会活动，但是为了文化的振兴，居然屡屡上书全国政协，甚至亲自奔波征集签名。也许看到我过分的不安和感谢，萧先生反过来还安慰鼓励起我来：“你完全可以给中国古旧书业写部史，你写好了我给你作序。”虽然由于史料的短缺和本人的愚惰，至今有负先生的厚望，但是先生以言和行对于“作人”二字的诠释却是刻骨铭心的。